篇章三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发展壮大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
1937年开始的全国抗日战争，既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的德、意、日三国企图重新瓜分世界，先后结为反共同盟，成为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策源地。经过长期的准备，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7月公然发动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
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进攻，中国官兵奋起抵抗。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的大旗，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党的各级组织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
为促进国共两党实现团结抗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再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周恩来等向蒋介石送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要求，重申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了准备抗战的决心，但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企图。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把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8月13日，中国军队在上海奋起抗战。国民党当局在其统治受到致命威胁时，急欲调动红军开赴前线，因而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等协议。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共4.5万多人。接着，在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军共1.03万人。红军改编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国共两党军事上的合作，推动了全国抗战和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1937年9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在中国共产党的多次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各进步党派、抗日团体和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侨胞热烈欢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并以不同形式，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重大意义。
中国的抗日战争怎样才能走向胜利?党从抗战一开始就提出了一条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对日作战，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党认为，中国是有力量进行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的，这种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广大人民中，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才能抵御强敌，才能引导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财政经济政策、教育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这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纲领所阐明的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
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不愿放弃一党专政，害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拒绝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而采取单纯由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甚至企图通过对日作战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却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旗帜。在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引下，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以更高昂的爱国热情投入抗日洪流。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制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战略、策略，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正确路线、政策，因而牢牢地掌握了历史主动权，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
二、敌后战场的开辟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为着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党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重要战略决策。洛川会议指出，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会议确定人民军队的战略任务是，到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和扩大人民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既服从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总体战略，又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的优势，在政治上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而是人民军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的正确方针。
八路军刚开赴抗日前线时，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以少部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取得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精神和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接着，八路军又配合国民党军进行了忻口战役。
国民党在抗战初期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平津、淞沪、忻口、徐州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再加上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日军叫嚣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但是，由于敌强我弱的总形势和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正面战场的战局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许多重要城市和富饶地区失陷。日军在中国土地上大肆烧杀淫掠，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1937年12月，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惨案，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体枪杀、焚烧、活埋及用其他方法处死者，达30万人以上。日军在其他地方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不计其数。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后，八路军和党领导的山西新军按中共中央的部署，在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分兵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敌后第一个由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冀西阜平成立。新四军也挺进大江南北，开赴苏南、皖南、皖中等地区，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敌后抗战的艰难条件下，党领导人民军队同群众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最初依托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牵制、打击日军，取得巨大成绩。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人，先后创建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苏南、皖中等抗日根据地。战斗在白山黑水的东北抗日联军也十分活跃，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打击敌人。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敌后战场的战略总后方。大批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涌向延安，经过培养训练后，又从这里奔赴抗日前线。
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发展，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对稳定全国战局起了重大作用，是中国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条件。
全国抗战开始后，由于战争局势的复杂，许多人对战争将如何发展认识不清，“亡国论”、“速胜论”等有相当大的影响。澄清这些错误观点，指明抗日战争的基本走势，是指导抗日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深刻揭示了中国经过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客观根据，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论持久战》以马克思主义的非凡洞察力，清晰地描绘出抗日战争发展过程的完整蓝图，深刻阐述了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是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同时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也产生了影响。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党以很大力量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以推动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中心武汉成立，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迅速恢复和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发展了大批党员，积极领导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共代表团同时驻武汉，负责同国民党联系和谈判。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在西安、兰州、武汉、重庆、桂林等地建立办事处，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汉口公开出版。党从原来比较狭小的环境中走出来，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界人士进行广泛而直接的接触，宣传抗日民主主张，初步打开新的工作局面。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共产党人还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在一段时间内国共合作的关系比较融洽。
但是，由于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实行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在统一战线中，是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还是实行片面抗战路线?这对抗战成败和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党中央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抗战初期就提出必须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即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这是把抗战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王明从苏联回国抵达延安。他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关于中国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的指示精神，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对党的工作造成了危害，干扰了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苏联，如实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国共两党关系及党所采取的路线和政策。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统一领导。这为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8年9月至11月，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重申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战。会议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全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号召全体党员加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研究抗日战争的现状和趋势。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迅速发展。
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
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失守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策略，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而将主要力量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占领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这对中国的抗战局势产生了影响。
在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等国的劝降下，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1938年12月，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敌，并拼凑伪中央政权。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各地接连发生袭击、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反共磨擦事件。中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使国家政局空前复杂。党从抗战的全局出发，明确指出:整个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始终是第一位的，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全民族的利益。针对国内时局的逆转趋势，党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卖国汉奸汪精卫，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驾驭了整个局势的发展。
在日军将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军事进攻主要对象的情况下，党领导人民抗日力量肩负起抗击日军的主要责任。根据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八路军于1938年冬开始由山区向平原地区挺进，放手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发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西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在晋察冀军民反“扫荡”作战中，1939年11月，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抢救八路军伤员时不幸感染中毒，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
1940年8月，为了粉碎敌人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对华北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以破袭敌人交通线为重要目标的进攻战役。参战部队有105个团约20万人，故称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摧毁大量敌碉堡和据点，缴获大批枪炮和军用物资，因而沉重地打击敌军，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进一步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与此同时，新四军各部贯彻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利用山地、平原和河湖港汊等复杂地形开展游击战，建立了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豫鄂、苏北等抗日根据地，坚持和扩大苏南、皖中等根据地，沟通了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在华南，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创建和发展东江、琼崖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到1940年底，党领导的军队由抗战开始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50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抗日根据地发展到跨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加上陕甘宁边区共17块近1亿人口。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大量牵制、消灭日军，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逐步成为中国抗战的重心。
在沦陷区城市和交通要道，党的地下组织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彻底转变工作方式，深入群众，以隐蔽的方式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和统一战线工作，领导人民进行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牵制敌人的兵力，打击日伪统治，支持和配合了敌后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取得新的进展。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领导下，南方局在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宣传文化、群众工作等方面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南方局特别重视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著名知识分子等广泛接触，共商国是，使他们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并逐步取得他们的信任，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支持下，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在重庆成立，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一支生力军。南方局在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同样取得很大成绩，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团结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扩大了党的影响。
党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组织，领导和推动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利用西北特殊的地理条件沟通党和国际友人、海外侨胞的关系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支持和配合了陕甘宁边区建设和全国抗战。
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党给予坚决回击。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围攻，除约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捕，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战场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党采取军事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反击的方针。中共中央军委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毛泽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条解决办法。周恩来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条充满悲愤的题词在《新华日报》登出，有力地揭露和声讨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
全国人民及国际舆论普遍同情共产党，谴责国民党当局消灭异己、破坏抗战。国民党顽固派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其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党以大局为重的正确措置，使极度危急的国内时局得以扭转，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
党深刻地总结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主要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要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些策略原则使党得以在复杂多变的环境里更加熟练而恰当地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各种棘手问题，避免犯“左”、右倾错误。
在此期间，针对国民党大肆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反共谬论，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同国民党展开论战，批判和揭露各种假三民主义，着重阐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说明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新三民主义基本相同，但两者又有区别，共产党将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长期合作。这场论战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
为了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宣传，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阐明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及其前途的全部见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更好地指导抗战和中国革命，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他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于1939年底1940年初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成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民主革命在五四运动以后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是:政治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经济上，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文化上，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两个革命阶段必须也必然是相互连接的，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实现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也是为着将来实现最高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别是建党以来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是毛泽东思想在抗战时期最重大的理论成果。它的提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等有了明确而完整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四、加强根据地建设，开展整风运动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狂，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法西斯侵占了欧洲许多国家，1941年6月又挥兵东向，对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12月，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进攻英、美等国在太平洋的属地，挑起太平洋战争。国际法西斯成为世界人民的公敌。中共中央主张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加强同英、美等国的合作，反对共同敌人。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承担着抗击日本陆军主力的任务。
日本法西斯企图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决意加紧对华作战。日军在华北反复进行“治安强化运动”，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清乡”和“蚕食”，采取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制造无人区，企图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彻底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
在日军疯狂而频繁的进攻下，敌后军民伤亡很大，根据地的可耕土地被大量毁坏，大批粮食和牲畜被抢走，加之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和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锐减到5000万以下，人民军队由50万人下降到40万人。敌后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和抗日军民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党分析形势后明确指出，人民抗战面临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日益接近胜利的暂时困难；要发扬革命精神，战胜困难，争取胜利。
党领导敌后军民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创造和运用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以及派遣武工队等多种有效的歼敌方法，开展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斗争，给日、伪军以有力的打击。1941年至1942年间，人民军队共作战4.2万次，毙伤俘敌军33万余人。敌后抗战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支持。
敌后军民在对敌斗争中涌现出成千成万的抗日英雄，表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气节。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杨靖宇(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在1940年2月与日军的战斗中牺牲后，残暴的敌人割下他的头颅，剖开他的腹部，发现他的肠胃里竟全是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敌人为之震惊。“狼牙山五壮士”宁可跳崖也不投降的英雄气概，连敌人也表示敬佩。
抗日根据地是全面贯彻和实现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坚强阵地。为克服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党采取多种有力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根据地建设的楷模。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全面地体现了党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
根据地建设最根本的是民主政治建设。党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实行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容纳各方面的人士，团结抗日的各阶级、阶层；政府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施政方针，保障各抗日阶级的人权、财权，厉行廉洁政治。
在经济建设方面，党号召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动员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组织劳动互助，提高耕作技术，推广良种，特别是把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从1939年冬起，各根据地相继实行减租减息，一般将原租额减少25%，规定年利息率一般为10%，其他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大生产运动的广泛开展，对于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根据地还开展文化教育建设，发展先进文化事业，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建设培养大批骨干力量，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
党还在军队中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拥军优属运动，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在主力部队和政府机关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的负担；统一根据地领导，协调对敌斗争的步伐，等等。
党在根据地内实行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使各项建设事业得到发展，奠定了坚持长期抗战、克服严重困难的坚实基础。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
这一时期在全党范围开展的整风运动，对进一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遵义会议后，党纠正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在全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上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左”、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清算，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因此，深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清算错误路线，教育全党学会运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处理中国革命中的具体问题，就成为加强党的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九十月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党的高级干部开始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这次会议初步统一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全党普遍整风作了准备。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5月，中共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讲话并作总结，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
反对主观主义，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党的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左”、右倾错误，从思想根源来说都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要克服主观主义，就必须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掌握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反对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消除主观主义在组织上和文风上的表现，也是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
整风运动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着重于提高思想认识，团结同志，而不是对犯错误者进行组织处理。通过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或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法，使全党提高思想认识，明确了努力方向。
在全党普遍整风的基础上，从1943年9月起，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由于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因此，批判王明的错误路线及其影响，成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一系列地区工作与历史座谈会的召开，使许多干部更好地认识了党史上的路线是非，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
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开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经过深入讨论和反复修改，集中全党的智慧，全会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使全党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一致。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既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全党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它是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个创造，是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一次成功实践。它所积累的经验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整风运动为党的七大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五、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1943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也渡过严重困难，进入再发展时期，华北抗日军民开始对敌军发起攻势作战。进入1944年，各根据地军民普遍对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恢复和扩大原有根据地，并向敌后进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一年中，共作战约2万次，歼灭敌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解放人口1700多万。
这时，国民党仍然采取避战观战的态度和限共反共政策。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但尚未发展成大规模武装进攻便被制止。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一败涂地，八个月丢失146座城市、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溃败和统治区内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激起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迅速高涨。
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周恩来在延安进一步阐明实施这一主张的具体步骤和方法。这个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获得各民主党派、广大民主人士的赞同和拥护，成为全国人民奋斗的政治目标。为实现这一主张，共产党同国民党及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后任美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展开谈判，并同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进行坚决而灵活的斗争，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
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战接近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4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党员。毛泽东在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讲话，任弼时、陈云等在会上发了言。
七大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了建立新中国，当时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大会拟定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任务。大会宣布要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把能否解放、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政党政策的根本标准。
七大总结历史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强调三大作风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对实现党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着重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就是我们制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党总结中国近代特别是建党以来经验作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决策。中国革命需要马列主义的指导，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是不行的，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推向前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掌握实事求是这个马列主义的真谛，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科学体系。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九个方面: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和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
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党内教条主义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随后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选出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七大选出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
七大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它在革命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对全党给予及时正确的指导，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大会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七大生动地全面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质。它通过的党的政治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表明党代表着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大会以后，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贯彻七大路线，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在中国战场，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发动夏季攻势作战，对日军占领的点线包围得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在行动上取得主动地位，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沦陷区城市党组织积极开展瓦解日、伪军工作，组织地下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里应外合，配合反攻。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9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在极为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此时，国民党军队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而日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都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包围中，对日全面反攻的任务，也就主要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来进行。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根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很快解放县以上城市150余座。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向同盟国的投降书上签字。日本军队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中华民族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也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同盟国家的支援，这些支援对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是一个重要条件。
中国抗战的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党在敌后的艰苦条件下，广泛发动、组织和武装以农民为主力的各阶层群众，开展游击战，使日本侵略者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党在抗战中发展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60多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所有这些，为夺取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人民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这一惊天动地的伟业，使中华民族一洗百年耻辱，在世界上展示了新的形象。中华民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篇章四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
一、重庆谈判和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
中华民族经过浴血奋战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面临着建什么国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力图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用内战的方式来剥夺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使中国社会退回到抗战前一党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一场关系中国走向光明还是黑暗的大决战不可避免。
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早已确定，但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又不能不有所顾忌。抗战刚刚结束，发动内战不得人心，要求和平是大势所趋。人民渴望和平，美、苏、英三国也不赞成中国内战。蒋介石想在内战中处于有利地位，也需要时间。所以，他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表示愿意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1945年8月中下旬，他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局势和国民党的内战阴谋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认为应当因势利导，首先是反映人民在长期战乱后休养生息的强烈意愿，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实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通过谈判，既可以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也可以争取一段时间来作好应变的准备。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政治口号，毛泽东接受邀请赴重庆谈判，同时人民军队作好进行自卫战争的各种准备。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毛泽东亲赴重庆，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社会舆论的高度赞誉。
经过四十三天复杂而艰苦的谈判，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正式签署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双十协定是以国共两党协商的方式产生的一个正式文件。这个文件的签订是人民力量的胜利。国民党再要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
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通过战争来削弱和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就已经暴露出来。国民党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阎锡山出兵攻打山西上党地区的人民军队。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110万军队，分三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图谋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进而占领整个东北。
党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中共中央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抽调11万军队和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与此同时，各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的军事进犯坚决反击。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取得上党战役的胜利。人民军队连续进行邯郸、平绥、津浦三个战役，共歼敌10万余人，阻滞了国民党军深入华北、进军东北的行动。
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激起要求和平民主的广大人民的强烈愤慨。1945年11月19日，郭沫若等在重庆举行反内战大会，成立各界反内战联合会。下旬，昆明学生举行反内战集会，三万余人总罢课。12月1日，国民党派武装暴徒镇压学生。重庆、上海等地陆续爆发声援昆明学生的活动，形成“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大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国民主同盟和抗战后相继成立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和许多民主人士，也积极参加反对内战的斗争。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
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调停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建议，签订停战协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止国内冲突的协定。同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
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38名代表。会上经过激烈斗争，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协议。在反对内战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等问题上，共产党同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派有许多共同点，常常事先协商，采取联合行动。
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冲破国民党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党一方面真心诚意地希望实现国内和平，准备认真履行协议和为实现协议而奋斗，同时也指出，必须提高警惕，做好练兵、减租和生产三项中心工作。
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经受不住、也不能容忍任何的民主改革。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国民党暴徒制造沧白堂事件，破坏重庆各界为促进政协成功而组织的报告会。政协闭幕后，国民党特务在较场口破坏重庆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打伤民主人士多人。国民党顽固分子说政协协议是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也对政协协议表示不满。国民党彻底破坏和撕毁政协协议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
二、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开展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加紧部署全面内战。美国用飞机和军舰将54万国民党军运送到内战前线，并派海军陆战队帮助接收沪、平、津等地。在初步控制关内各大中城市之后，国民党把进攻重点指向东北，攻占山海关、锦州等地，进占沈阳，进攻四平，到1946年5月占领长春、吉林，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党领导新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奋起自卫，挫败了国民党集团独占东北的狂妄计划，迫使国民党签订暂时休战协议。
1946年5月初，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力争实现和平、挽救和平，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进展。面对日益严重的危机，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也积极行动，试图制止内战。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但请愿团成员在南京下关车站遭到国民党暴徒的围攻毒打，马叙伦等多人受伤。
随着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行动的不断升级，全面内战日益迫近。中共中央要求全党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准备对付全面内战方面。为了给自卫战争奠定牢固的群众基础，中共中央于5月4日发出改变解放区土地政策的指示，将抗战以来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耕者有其田”政策，支持广大农民获得土地的正当要求，进一步发动农民群众为巩固解放区而斗争。
党在被迫准备自卫战争时，仍努力避免全面内战，争取和平前途。6月中旬，中共代表团致函国民党，提议宣布东北长期停战，但为国民党所拒绝。党中央认真分析局势发展后指出:蒋介石准备大打，我军必须战胜蒋军的进攻，才能争取和平前途。
国民党在完成内战准备后，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在三五个月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6月26日，国民党军队22万人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中原军区主力2万多人由司令员李先念等率领，分路突围。其后，国民党军在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气焰嚣张，不可一世。这时，国民党军总兵力为430万人，拥有美国援助的大量新式武器，在军队数量、装备和战争资源等方面，明显地占有优势。
战争形势十分严峻。敢不敢以革命战争来迎击反革命战争?能不能在战争中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这是党必须回答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党在对国内外形势、战争性质进行清醒估计和科学分析之后指出:蒋介石的进攻不但必须打败，而且能够打败。如果不打败蒋介石，中国将变成黑暗世界，民族的前途将会被断送；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是因为党领导的战争是爱国的正义的战争，必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国人民的小米加步枪能够战胜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党中央和毛泽东所阐明的必须从战略上藐视敌人、敢于同敌人斗争、敢于夺取胜利的思想，增强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信心。
党制定了粉碎国民党强大军事进攻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在农村、城市工作等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政策。
面对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全面进攻，党领导解放区军民沉着应战。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歼敌5万余人。淮北、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捷报频传。山东莱芜战役歼敌5.6万人。人民军队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头八个月内歼敌71万余人，挫败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使其“速战速决”的反革命计划破产。
1946年10月，国民党在其军队侵占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后，公然撕毁关于国民大会应由改组后的各党派联合政府召集的政协协议，并于11月中旬强行在南京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共产党和民盟拒绝出席。随后，周恩来结束国共谈判返回延安。1947年1月，美国宣布退出国共关系调停。3月，国民党强迫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全部撤退。通过谈判争取和平的大门完全被国民党封死，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从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受挫后，改为重点进攻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而在其他战场转取守势。人民军队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
在山东，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面对国民党军45万人的进攻，诱敌深入，抓住战机，于5月中旬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敌精锐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3.2万余人，挫败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在西北，国民党军出动25万兵力进犯陕甘宁边区。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部队两万余人节节抗击。西北野战部队在延安以南激战六天，掩护中共中央机关于3月19日安全撤离延安。尔后，西北野战部队利用群众基础好、地形险要、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条件，采用“蘑菇”战术与十倍于己之敌周旋。四十五天内，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随后在沙家店战役中歼敌6000余人，初步改变西北战场的局势，为转入反攻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精干机关主动撤离延安后转战陕北，运筹帷幄，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党中央机关坚持在陕北巧妙地与敌周旋，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在此期间，东北、热河、冀东、豫北、晋南的解放军开始对国民党军实施局部反攻，歼敌40余万人，收复和解放153座城市。
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进行内战，大量出卖中国权益，进一步投靠当时拥有世界头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美国。美国也企图向世界扩张，把中国变成它的势力范围，因而对国民党政府给予多方面援助，包括派军事顾问团、海军陆战队来华等。驻华美军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激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
1946年12月24日，美国兵在北平强奸一名中国女大学生，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运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以“美军退出中国”为中心口号，把斗争引向深入。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台北等地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罢课和示威游行，全国共有50万学生参加抗议活动。学生的爱国斗争，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声援。这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党领导的配合武装斗争的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党适时地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争生存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的广大阵线，使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展起来。
全面内战开始以后，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官僚资本极度膨胀，控制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对广大劳动者进行极度压榨，对民族资本大肆兼并，大批民族工商业濒于倒闭。农业经济严重萎缩，农村饥民遍地。公务人员、教职员和学生的生活陷入极端的困境。广大民众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
1947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全国兴起。5月20日，京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5000余名爱国学生，冲破宪警阻拦，在南京举行“抢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学生们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向国民参政会请愿。同一天，北平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上海、天津、重庆、福州、桂林、济南、长沙、昆明等地的爱国学生也通过罢课、游行等方式参加斗争。
同五二O学生运动相呼应，国民党统治区其他方面的人民运动风起云涌。1947年，有20多个大中城市的约320万工人罢工。在农村，广大农民反抗抓丁、征粮和征税。2月28日，台湾人民为反抗国民党暴政，举行了武装起义。蒋介石政府内外交困，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
三、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和土地制度的改革
经过一年多的作战，人民军队先后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到1947年6月，人民军队歼敌112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减少到150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95万人，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
蒋介石为摆脱困境，凭借军队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企图将战火继续烧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
依据整个战局的发展，中共中央作出重大的战略决策: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转入全国性的进攻，以解放军主力打到外线，调动敌人回防空虚的后方，粉碎蒋介石的战略企图与方针，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改变敌我之间的攻防形势。中共中央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作为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计划，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人民军队逐步形成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作战格局。根据当时的战争形势，三军的配合是: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为中路，实施中央突破，直奔大别山；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即西线兵团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两翼的牵制是: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吸引进攻陕北之敌北调；以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敌牵向海边。
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从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穿越黄泛区，渡过沙河，抢渡汝河和淮河，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刘邓大军依靠人民群众，艰苦作战，粉碎20万国民党军队的轮番进攻，至11月歼敌3万余人，建立33个县的民主政权，站稳了脚跟。
与此同时，陈谢大军和陈粟大军在党中央指挥下分别进入豫陕鄂边地区和豫皖苏平原。至此，三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形成“品”字形进攻阵势，直接威胁南京、武汉。12月，三路大军协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重点围攻。中原地区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继续在内线作战的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谭震林、许世友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野战军，徐向前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等，也渐次转入反攻。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歼敌20多万，为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人民解放军在内线和外线的攻势作战，组成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态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由战略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人民军队由此结束了长期以来在国内革命战争中所处的战略防御地位。这标志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毛泽东指出:“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接着，中共中央召开十二月会议，毛泽东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制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及一系列方针政策。据此，1948年4月，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进一步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在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以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支援解放战争。1947年7月至9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解放区各级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控诉地主，惩办恶霸，彻底平分地主土地，迅速形成土改热潮。
为了使土改顺利进行，各解放区普遍开展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运动，采取党内党外结合等方法，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思想作风和成分不纯问题。经过整党，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有很大进步，为土改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在土改运动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发生侵犯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对地主乱打乱杀等“左”的偏向。中共中央发现后采取坚决措施加以纠正，并明确规定了土改工作的总路线总政策，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此后，土改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全国各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取得巨大成绩。到1948年秋，在一亿人口的地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大批青壮年加入人民军队或担负战争勤务，从而保证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党领导的第二条战线斗争有了新的发展。1947年10月，杭州、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十余万学生掀起“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反对屠杀青年”的斗争浪潮。1948年初，上海、北平等地学生的反迫害斗争再次出现高潮。4月，华北学生开展“反对迫害、保卫学联”的斗争，形成声势浩大的四月风暴。五六月间，全国兴起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的爱国运动。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倾向于人民革命，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因而遭到国民党的仇视和残酷迫害。民盟中央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先后在昆明、西安被害，许多民盟成员被逮捕或绑架。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予以取缔。曾经在一部分民主人士和中间阶层中有过影响的“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彻底破产。
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并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争取和鼓励支持，促使各民主党派和许多民主人士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宣布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国民党民主派实行联合，在香港正式合组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举产生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与此同时，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都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代表人士热烈响应，并陆续摆脱国民党的阻挠，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解放区，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工作。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
四、伟大的战略决战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向国民党军继续展开进攻，歼灭大量敌人，打破了敌人的分区防御。同年秋，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
此时，人民解放军由战争初期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全军还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通过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劳动人民造成的痛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达到了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战斗力进一步提高。解放区的面积扩展到23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68亿。老区的土改运动基本完成，解放军的后方更加巩固。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进一步减少到365万，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只得放弃分区防御而实行重点防御。它的五个战略集团(即胡宗南、白崇禧、刘峙、傅作义、卫立煌集团)已被分割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相互间难以形成配合。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地分析战争形势，以宏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正确把握战略决战的时机，选定决战方向，并针对不同战场的特点制定作战方针，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战略决战的序幕首先在山东拉开。1948年9月16日，粟裕等指挥华东野战军32万人发动济南战役。经过八昼夜的激烈作战，攻克济南，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其中起义2万余人。济南的解放，有力地证明解放军的城市攻坚作战能力已大大提高，蒋介石以大城市为重点的防御体系开始崩溃。
1948年9月，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野战军主力连同地方武装共103万人，在东北人民的支援下，向分割在锦州、长春、沈阳等孤立地区的55万国民党军发起辽沈战役。战役首先从锦州地区的作战开始。锦州是联结东北和华北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军以6个师10万多人防守。解放军以部分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围攻锦州，并在塔山和黑山一带顽强地阻击敌之援锦部队。10月14日，解放军对锦州发起总攻，经三十一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近9万人，俘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锦州的解放，迫使长春守敌一个军起义，其余投诚。企图夺回锦州的敌廖耀湘兵团在遭到东北野战军顽强阻止后，被迫先后向营口、沈阳撤退。东北野战军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将该敌10万余人围歼于辽西。接着乘胜追击，11月2日解放沈阳、营口，辽沈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历时五十二天，歼敌47万。东北全境解放，使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后备队，为解放平津和全华北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使解放战争获得一个巩固的、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战略后方。
辽沈战役刚结束，党中央即电令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及部分地方武装约60余万人，以徐州为中心，在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阔地区，发起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
1948年11月6日至22日，解放军在徐州以东地区围歼黄百韬兵团约10万人。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中共秘密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3万人起义。11月23日至12月15日，解放军在宿县西南地区全歼由豫南赶来增援而孤军突出的黄维兵团约12万人，并在永城东北地区歼灭力图突围的孙元良兵团约4万人。1949年1月6日，解放军淮海前线部队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激战四昼夜，全歼其两个兵团10个军。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历时六十六天，歼敌55.5万人。为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带南京、上海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淮海战役胜利进行之际，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11月29日在西起张家口、东至塘沽、唐山，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地区，发起平津战役。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提前结束休整挥师入关，和华北人民解放军主力连同地方部队共约100万人，合力围歼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指挥的50多万国民党军队。中共中央决定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由林彪任书记，统一领导平、津、张、唐地区的作战和接管等工作。
解放军先用“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办法，以神速动作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切断其南撤西逃之路。接着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12月下旬攻克新保安、解放张家口，歼敌7万余人。1949年1月14日，包围天津的解放军发起总攻，经二十九个小时激战，全歼守军13万余人，解放天津。北平20余万守军在解放军严密包围下完全陷于绝境，在傅作义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绥远国民党军随后通电起义，接受改编。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以三大战役为标志的战略决战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人民群众在战略决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支前民工达886万人，出动担架36万余副，大小车100万余辆。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全线崩溃。蒋介石为挽回败局，要求美国增加援助或美、苏出面“调解”未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被迫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1月21日宣告“下野”，退居幕后。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口头上表示愿以中共所提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是想争取喘息时间，部署长江防线，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实行“划江而治”。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但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党仍愿意同南京政府或地方政府、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提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1949年4月13日，国共代表开始在北平举行正式谈判。4月15日，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并限国民党政府在20日前表明态度。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一致同意接受这个和平协定，并派代表将协定送回南京。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人民解放军迅即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
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指挥的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得到江北人民的支援和江南游击队的策应，于4月20日夜至21日，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彻底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二十二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解放军各路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继续向中南、东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干净、利落地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南京的次日，攻克太原。5月，先后解放杭州、南昌、武汉、西安和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7月上旬解放浙江全省(除舟山群岛外)。8月，攻克福州、兰州，湖南省和平解放。9月，在攻克西宁、银川之际，新疆省和平解放。九十月间，解放军在衡(阳)宝(庆)战役中重创国民党军白崇禧部主力，然后向广东、广西进军。至此，中国大陆大部分国土获得解放。
党和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打击国民党军的同时，加紧政治争取工作，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总人数达到188万，占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歼敌总人数850多万的22%以上，对促进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党的地下组织、秘密党员，在进行瓦解敌军工作的同时，开展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及时准确地提供大量战略性、动向性的重要军政情报，为党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并在解放军逼近各城市时，组织群众保护工厂、机关、学校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配合了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共产党人以及爱国人士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气势磅礴的人民解放战争，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基本上完成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最主要的历史任务。为赢得这场战争，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牺牲26万人，负伤104万人。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涌现出以董存瑞、刘胡兰为代表的一大批英雄人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是中国战争史和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威武雄壮的活剧。
五、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人民政协的召开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最后打败蒋介石、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思想、政治、组织上的重要准备。1949年3月，又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制定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确定了革命胜利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蓝图；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为实现这个转移，全会号召全党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任务，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一切可以合作的人，尤其要坚持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
全会特别提醒全党，在革命胜利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
国民党反动政权既被推翻，筹建新中国的条件便已成熟。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全面展开筹建新中国政权的工作。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回顾中国革命的奋斗历程，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只能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人民政协制定共同纲领提供了指导，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作了政治理论准备。9月7日，周恩来向政协会议代表分析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状，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制度的基本主张之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是联邦制。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参加这次政协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的代表共622人。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这次政协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共同纲领》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是，保障“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共同纲领》展示了新中国的宏伟建设蓝图，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前，它具有临时宪法作用，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大宪章。
这次政协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新中国首都并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五星红旗为国旗。会议于9月30日胜利闭幕。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一个新的中国即将诞生。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剥削压迫中国各族人民和内外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中华民族将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党从建立的时候起，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不单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是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世界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里，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从而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意义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